张胜年（左一）和韩玉生（左二）向记者讲述南中港对台贸易的故事。融媒体记者 陈澜清 摄
□融媒体记者 陈澜清
说到平潭对台贸易，早在1978年，经上级批准，在平潭观音澳设立“台湾渔民接待站”，尔后又开辟了东澳港、南中港为台湾渔船停泊点。在此基础上又开辟了“对台小额贸易窗口”，作为民间经贸试点。一时间，平潭岛出现了对台贸易热。
南中港位于平潭南海乡塘屿岛上的南中村，这个村是南海乡一个最大的行政村，面临海坛海峡南口水道，南接兴化水道，靠近台湾海峡，海上运输便利。
关于南中港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对台贸易历史，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时任平潭县委书记张胜年同志。他于1987年奔赴平潭开启新的工作历程，面对贫困又闭塞的海岛，全岛走访调研，最后锁定南海乡的南中港，发现这里很适合做对台贸易集散点。
南中港的对台贸易由此开始。据张胜年回忆，最多时南中港一天停泊的台湾渔船就达百艘左右，码头上堆积如山的红枣、瓜子、枸杞等各类农产品，一派繁荣。
讲述者:张胜年
人物简介:1945年10月出生于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一个乡村医生家庭。1964年毕业于闽侯师范；1987年厦门大学自考毕业。历任闽侯县委副书记，平潭县委书记，福州市水产局党委书记、局长，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，福州市贸易局党委书记、局长，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
“迎着困难也要上”
时隔33年，我再次回到平潭，是因为参加纪念老游击队员吴兆英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暨《海坛英彦》首发式的活动。平潭的变化实在大，曾经岛上不仅没有桥，甚至没有电，现在不仅有了两座跨海大桥，还有一路畅通的环岛路，各种绿化树、特色的民宿，这哪里是什么“光长石头不长草”平潭岛，简直就是一座宜居岛、欢乐岛，我由衷地为平潭感到高兴，发展得这么好，成为了国际旅游岛，真了不起。下次我还要来走走，写写这个我曾经生活过、工作过的岛屿。
1987年9月初，我赴任平潭担任县委书记，直到1990年12月奉调福州市直机关任职。在平潭任职三年多时间里，我对平潭南中港开放对台贸易的这段记忆印象很深。
从1988年5月至1989年夏秋之交，南中澳口开放对台贸易维持了近一年半的时间，带来了积极影响。它不仅大大缓解了当时平潭“会灾”压力，为最终平息“会灾”找到了一条有效的路径，也让平潭的民间资本迅速地积累了第一桶金，打开了平潭人经商创业的视野，带动了平潭航运业、隧道业等行业的发展。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平潭标会“会灾”爆发，扰乱社会治安秩序。民间标会，最初是民间借贷融资和民间互助会的一种形式，那时，在浙江乐清沿海甚为流行。平潭渔民在转浙渔场时接触并带回了民间标会。随后，标会在岛内迅猛蔓延。到了1986年底至1987年初，“倒会”案件接连发生。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省市委研究确定调我到平潭任职。当时，在福州市委正确领导下，平潭县委县政府统筹规划，一手抓“清会”，恢复社会治安，一手抓经济建设发展。
我到平潭岛，记得是1987年的9月初，秋风送爽，阳光明媚。但我的心情是复杂且茫然凝重的。登上船的刹那，遥对前方朦胧的海坛岛身影，心中掠过一闪念，我自问：“我将成为这个海岛的‘岛主’，它将给我带来怎样的挑战与难题？”这次进岛接任，我是孤身一人，没有我认识、哪怕曾经见过一面的某个人。陌生、孤独感油然而生。
“当时平潭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2000万元，跟福州其他地市的财政收入相比，至少差了十几倍。”1987年7月，平潭被福建省列为全国重点扶持贫困县，这项“帽子”一戴，缓解了县财政的压力，因为每年有一大笔扶贫基金。平潭当时经济发展的机会少之又少，而偷渡、倒会潮、走私以及对台小额贸易海上如何管理等社会问题迫在眉睫。
1987年，时任平潭县委书记张胜年（左）和县长林文宝（右）在县台胞接待站合影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
1987年冬季，我和几名平潭干部深入渔区、农区和几个小岛调研，每次都有不同收获。最后，我们去了南海乡。南海乡辖两个有居民的离岛：塘屿岛与草屿岛，离平潭主岛有10多海里。
我们坐的是渔民的机帆船，在外海的风浪中颠簸了一个多小时，到达南海乡南中村的澳口码头时，码头上正停泊着四艘台轮。待到我们上岸，四艘台轮全都起锚开走了。
当地村干部告诉我说，他们是做海上贸易的，看到您穿军大衣，说是领导来了，怕被抓，就开跑了。在交谈中，我们了解到，这里地处僻远，是个监管的盲区；台湾渔民常来这里买些渔获和特产，做些小生意，常来常往，双方熟络了，互相讲诚信。
听完情况汇报，我说，请你们转告台湾渔民：一、欢迎他们前来做生意；二、只要他们服从管理，规矩做生意，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；三、严禁武器、毒品等违法交易。
调研结束后，县里召开会议，讨论当前“清会”和对台贸易工作。讨论的焦点是，在南中开放对台贸易的可行性和风险评估。
平潭对台小额贸易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中央和省委已经给了平潭开展对台小额贸易的政策，最初是平潭渔民与台湾渔民在海上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。
在南中开辟对台贸易港并向民间开放，是一种尝试和突破，有很大的政策风险。做好了，是改革开放，做偏了，就是走私。然而，相比当时严峻的“会灾”形势与百姓的艰难困苦，我们也顾不得那么多，只能选择责任担当。
最终，大家统一思想，会上作出三项决定：一是提出“清会”，二是积极引导群众把更多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。三是确定开放南中澳口，作为对台小额贸易交易点。设立管理机构，加强有效管理，运用好中央赋予的对台小额贸易政策，健康有序开展海上贸易。
为了确保落实到位，派出一位县委副书记和一位副县长挂帅，驻南中组织实施管理。我的思路是，在当时，“清会”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，就“清会”议“清会”，是“盲人骑马”找不到出路的，只能跳出“清会”的框框找出路，“围魏”始能“救赵”。
在领导科学中，有一种思维方式叫“逆向思维”，它能消除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和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的视觉盲区，找到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解决问题的出路。这些决策迅速扣转了整个局面。群众的注意力从追讨会账债务，转移到对台生意上来。
“对台贸易让百姓快速致富”
1988年1月，平潭县委、县政府决定开放塘屿岛南中澳口，准许台轮进入停靠并开展对台民间贸易。
1989年1月，成立了南海乡民间贸易管理处，4月又成立了南中民间台贸管理处，依法负责南中地区民间对台贸易的管理和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。
20世纪80年代末期，对台小额贸易呈现“万商云集、千舸争渡”的繁荣景象，对平潭对台贸易的鼎盛情景，那个时代的每个平潭人都有一段鲜活的记忆。
台轮从最初每天几艘，到了1988年的年中，最多的时候一天停泊在澳口的台轮有一百艘左右。根据规定，台轮按每航次收取停泊费50美元，年收停泊费200多万美元。对台贸易的另一个好处，就是极大增加了县里的外汇储备。台胞和我们进行贸易交易，也把美金带过来，民间老百姓手里有钱了，当然高兴。
那时，南中码头成了露天仓储码头，彻夜灯火通明。这里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运来的货物，其中最多的就是大蒜、花生、瓜子、中草药、香菇和茶叶等农副产品，都是平潭人到全国各地采购的特产，特别受台胞欢迎。
当时监管结果表明，在南中的对合交易中，基本是单向的，输台的品种主要也就是上述的农产品、酒类、中草药等，符合对台小额贸易的政策规定，排除了走私台货的问题。
随着群众在生意上收入大幅增加，标会的债权债务纠纷逐步淡化，社会治安迅速安定下来。特别是一些擅长经营的平潭人，跑遍全国东南西北，了解许多商情信息。平潭人利用对台小额贸易积累的第一桶金和商业信息，为之后的隧道业、海运业的起飞奠定了资本、信息、人脉等方面的基础，百姓因此而迅速致富。
“1988年时候，南海乡连路灯还没用，家家户户也都还没用上电，每天天色稍微暗下来，整个岛就是黑压压一片片。”时任南海乡党委书记韩玉生对于南中港开放对台贸易“前夜”的艰苦条件记忆犹新，他说，随着对台贸易的开放，改变了整个乡民的生活经济状况，“村里通上了电，许多村民从传统的渔民开始从事对台贸易生意，鼓起了腰包，盖起了现代化的小楼房。现在南中村30栋现代样式的楼房就是在当时建起来的。”
“当年的平潭如同一个‘小台湾’一样热闹。”据不完数据统计，1988年下半年至1989年上半年，进入南中澳口的台轮就达2578余次，台胞15400多人次，贸易总额约3000万美元。
南海乡南中村的红瓦石头厝。柯建 摄
“摸着石头过河，打开了视野”
1988年5月，省委常委、福州市委书记袁启彤来岚视察，去了南中。现场群众放了很多鞭炮。袁书记很感动，说：“老张啊，台轮来得越多，说明你的成绩越大。”
我听了也很激动，表态说：“谢谢领导理解！我们做决定时，没有向市委请示报告，主要是担心如果因此事出错犯错误，我们会自己承担责任。”
“在20世纪80年代，改革开放初期，南中开放对台贸易始终没有红头文件，我们担当很大的政策风险！我们担当风险，总比眼看老百姓在会灾中混乱、受苦，好些。”
确实，袁启彤书记的思想解放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让我们十分敬佩。在改革开放的初期，他勇于试行给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松绑放权，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；现在，他又如此明确表态支持我们的开放，为我们承担风险和责任，我们还能有理由退缩吗？我把袁书记的这句话传达给南中的干部群众，也得到干部群众的赞誉。三年后，袁书记再次进南中时，群众自发燃放鞭炮，夹道欢迎，表达的是真心实意的高兴、感谢和认同。
南中澳口开放对台贸易的开放一直延续到1989年夏秋之交。平潭干部们也深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南中澳口开放对台贸易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风险。我们能摸着石头过河并取得一些成绩已属不易。
通过南中对台贸易，平潭人民渡过了“会灾”难关，同时一批平潭人走出去，见识了外面的世界，由此开启了全国打隧道、出海搞远洋航运等新兴产业。
临别平潭时，我几度登临君山顶，放眼眺望，岚岛天清清，海蓝蓝，岚光紫气，百姓安康。慰哉慰哉。
